塔尔
近期，《塔尔》获得威尼斯金狮奖提名，并最终帮助在中国影迷群体间有“大魔王”之称的凯特·布兰切特获封威尼斯影后。乍看之下，这个围绕着女指挥家塔尔展开的作品是非常标准的“大女主”电影。但实际上，《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隐藏人物》式的战胜男权陈规、在职场出人头地的女性励志故事。它也不是一个《爆裂鼓手》式的描绘青年对于音乐至死方休的追求的作品。
影片中，塔尔原本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她作为指挥家，在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努力准备。同时，她与乐团的女大提琴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领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但当乐团里的前同事克里斯塔自杀，风向急转直下：克里斯塔的死亡被新闻报刊和社交媒体广泛地怀疑与塔尔相关。同时塔尔和乐团内外的一些女性的私人关系，也被认为是塔尔滥用职权所建立的。当社交网络的浪潮发展到一定地步，塔尔被迫在重要演出前离职，终结了职场的上升道路。
比起音乐或者梦想，《塔尔》的核心词可能更是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换句话说，《塔尔》探讨的其实是以下几个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政治观念……）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在下文中，作者将主要用取消文化、身份交叉性（identity intersectionality）等概念，来解析《塔尔》所展示的新时期（尤其是欧美国家）极端活跃的身份政治浪潮，以及其对艺术生产与品鉴产生的影响。无论对这种身份政治如何看待，在本文作者看来，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带着强烈的共时性，影片描绘的不仅是塔尔的虚构世界，也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当下所栖居的世界。
文本内外：
站在漩涡外围与中心的布兰切特
用很俗的话来说，《塔尔》是一部“大女主”戏。主人公莉迪亚·塔尔（凯特·布兰切特饰）是现今世上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在传统为男性把持的古典乐界，女性出头实属不易。因此塔尔的身份中，“女性”也是重要的一个元素。从一场正式而不无装腔作势嫌疑的关于塔尔的专访开始，观众开始由表及里地深入塔尔的内心世界。
光看选角，《塔尔》是一部不易出错的电影。不仅因为凯特·布兰切特的精湛演技，更因为她近年来所演绎的角色在大众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真实性格和角色性格逐渐融合，她就是“大魔王”、强势的精英女性。演员人设先行，角色已经十分贴脸——尽管2013年让她在奥斯卡折桂的电影《蓝色茉莉》中，她还完美执行了伍迪·艾伦式的滑稽、脆弱和精神紧绷，时间过去不到十年。
凯特·布兰切特在《塔尔》中的表现一如人们预期。她在采访中善于表达自己，私下的交流里也进退有度。指挥时如狮搏兔，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为这种裹挟着强烈控制欲的优雅所震慑。而行进到影片后半程，随着生活的渐次崩塌，她演绎的阿尔法人格在痛苦中的沉沦、崩溃，表现也十分精彩。
是的，沉沦和崩溃。《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隐藏人物》式的战胜男权陈规、在职场出人头地的女性励志故事，因为塔尔在影片最开始就获得了成功；同时，《塔尔》也不是一个《倒数时刻》或《爆裂鼓手》式的描绘青年对于音乐至死方休的追求的作品。因为比起音乐或者梦想，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更成为《塔尔》的核心词。
影片中，塔尔原本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她在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努力准备。同时，她与乐团的女大提琴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领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但当乐团里的前同事克里斯塔自杀，风向急转直下：她的死亡被新闻报刊和社交媒体广泛地怀疑与塔尔相关。同时塔尔和乐团内外的一些女性的私人关系，也被认为是塔尔滥用职权所建立的。当社交网络的浪潮发展到一定地步，塔尔被迫在重要演出前离职，终结了职场的上升道路。
换句话说，《塔尔》探讨的其实是以下几个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政治观念……）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在中文互联网的语境中，“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许是一个有些陌生的词。但近些年你肯定见过这种现象的一再上演：某明星因为违法犯罪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相关作品全部下架，搜索引擎里查无此人。又或者，某企业因为不当宣传或表态，产品受到抵制，代言人纷纷宣布解除合约……
从2018年《纽约时报》的那篇《所有人都被取消了》（Everyone is Cancelled）开始，“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词。它用来形容社交网络上的知名人士或团体因为发表各种意义上的“不当言论”而受广泛抵制，失去工作机会、商业合作和社会影响力的现象。群众尤其通过社交媒介，来实行自己“取消”的权力。
很少有人提到，但我认为《塔尔》的选角很奇妙的一点是：凯特·布兰切特本人也曾被裹挟进取消文化的风波之中。2018年#MeToo运动鼎盛时，有恋童传闻的伍迪·艾伦——他执导了使布兰切特获封奥斯卡影后的《蓝色茉莉》——曾成为被指控的热门对象。布兰切特因此曾被质问，作为一个#MeToo运动的支持者，为什么要对伍迪·艾伦的性丑闻保持沉默。而她如此回答：“我不认为我一直保持沉默。当我和艾伦合作的时候，对这些指控完全不知情。”即使《蓝色茉莉》上映于2013年，她对性丑闻完全“不知情”的可信度存疑，但布兰切特还是表示自己将不再和伍迪·艾伦合作。这多少是种亡羊补牢的姿态，熄灭了围绕着她的争议。
和戏外不同，戏里的凯特·布兰切特，不再只是站在取消运动的外围，而直接成为被攻击对象。在女指挥家克里斯塔自杀，尽管她已经避免提拔自己的助理，新来的女大提琴手仍然在社交网络上被称为塔尔的“小鲜肉”。一段短视频走红网络，塔尔的强势言论在刻意剪辑后更富攻击性。遭遇传唤后，塔尔被解职。
塔尔的罪名到底是否属实？她是罪有应得的性剥削者，还是风评无辜被害？对此，影片的描写隐晦而留白。影片刚开始，塔尔和一个女记者相谈甚欢。摄像机的视角在塔尔、女记者和助理之间来回梭巡，烘托三角关系中的暗流涌动；塔尔收到一本匿名的书，扉页上有手写的密语，极短暂的特写后也被她干脆撕掉；在与女大提琴手的初次邂逅中，塔尔不发一言，眼神却透露出兴趣。这种兴趣具象化为一个对准蓝色高帮靴的偷窥镜头。
影片始终维持着它的高语境。人物的对话在缺乏前情的状态下夹杂大量代词，让观众只有通过联想和猜测才能艰难地理解人物关系。塔尔曾抱着助理说：“不要陷入任何阴谋之中”“我们三人当时那么亲密，她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暗示三人曾过从甚密，但关系的转折仍然隐匿。观众和克里斯塔一样处于迷雾之中，后者生前在邮件里写：“为什么她（塔尔）不和我说话？为什么她一直忽略我？为什么她不听我求救？”得不到答案的观众，只看见求助邮件被塔尔一封封删掉。
观众当然容易揣测塔尔并不是一个磊落的上位者和忠诚的伴侣，然而直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证据。影片语焉不详的描写，很贴近巴赞的那句“简略是现实的缺笔，或更确切些说，是我们对现实认识中的空白”。塔尔在最亲近的伴侣面前也拒绝认罪，但在异国他乡的按摩中心，她又好像因为物化女性的场景，心生悔恨乃至狂吐不止。
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在无数个案例中发现，交织着爱、诱骗和欲望的性剥削的客观举证和盖棺定论本来就是困难的，但《塔尔》试图展示出的是另一面：社交媒体的情绪发酵成的运动很多时候也不需要证据确凿，这正如很多取消文化的反对者所指出的。在听证会上，塔尔指出那条被广泛传播的短视频有明显的剪辑痕迹。她得到的答复并不是沉冤昭雪，而是：“是的，我们都看得出来，但我们在乎的并不是这个。”
《塔尔》展示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取消文化：一边是“矫枉必须过正”，一边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边是“拒绝受害者有罪论”，一边是“防止错杀、防止有罪推定”；一边是“熔炉”，一边是“狩猎”——中文互联网的使用者们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尤其是，《塔尔》发生在后新冠时期、主人公经历过隔离，更加巩固了现实性以及和观众的共时性。
因此我觉得《塔尔》电影内外的互文更加有趣。2018年的布兰切特本人在为伍迪·艾伦的“社会性死亡”添砖加瓦后说：“我觉得法律更适合当审判，而不是社交媒体。”而四年后，她的角色站上了社交媒体的虚构审判台，感慨道：“现在这个时代，被指控的人就像有罪一样。”
传闻在电子邮箱里发酵，在新闻媒体上爆发，由深度报道发掘，最终在聊天软件里宣判旧神的死刑。
身份交叉性：
当身份政治成为一场谋杀游戏
比起常规的#MeToo运动，《塔尔》的故事其实还更加复杂。和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性剥削“加害者”不同，处于漩涡中心的塔尔是女性。更准确地用她自己的话说，塔尔的标签包含“白人、中产、女同性恋者”。这其实体现了影片进一步探索更具当代意义的身份政治的决心。
让女性来演绎被审判的权力上位者，也引发了争议。很多人认为本片并不女性，也不女权。有人认为，在一个行业的实权者和主要受到指控的人是男性的情况下，让女性来承担“加害者”的角色是避重就轻、居心叵测。此外，更多观众发现，除了生理性别为女之外，塔尔几乎只是复刻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有毒的阿尔法顺直男形象。从非常个人的体验上来说：塔尔和下属的多次对话，确实都让我联想到了亲历的一些男性主导的职场阴谋论。
塔尔的性别描绘的确可堪玩味。很多时候她倾向于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否认受限于此：当被问到身为女性是否感到职业玻璃天花板时，她姿态漂亮地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在为自己的养女出头时，她则自称：“我是佩特拉的父亲。”父权在她的潜意识里或许是一件更趁手的武器。
和很多“女强人”的脑回路一致，塔尔的性别认知浸染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她和助理聊到音乐家马勒和爱尔玛。他们是一对夫妻，爱尔玛因为家庭放弃了音乐事业。和助理对爱尔玛怀有同情心不同，塔尔认为这是“她自己放弃的，没人逼她”。越是把个人努力和成就画等号的人，往往越难意识到幸运在自己身上的眷顾，和在同类人生中的缺席。实际上我认为塔尔的社达、男性认同和潜在的厌女症，恰好很真实地反映了男权社会部分成功女性的标准思维范式——那也可能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塔尔》不仅让女性扮演传统由男性承担的上位者角色，更试图引入更多元的身份维度。这与传统的二元结构有别，后者由男与女、权力上位和下位、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二元对立构成。
影片前期比较高潮的一场戏，展示了发生在塔尔和学生麦克斯之间的冲突。当被问到是否指挥过巴赫的作品时，麦克斯说：“说实话，我是个有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泛性别者，我无法接受巴赫的厌女世界观，无法认真看待他的作品。”“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他不是生了二十个小孩吗？”“但他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我看不出来他的生殖能力和b小调有什么关系。”
为了纠正麦克斯的观点，塔尔进行了一番舌灿莲花的演讲。她循循善诱，伴随极富感召力的弹奏。他们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脸上都带着微笑，在那一刻，双方之间的身份差别似乎被抹平。但下一刻麦克斯仍表示拒绝：“但现在我对顺性别白男作曲家不感兴趣。”身份标签再次浮现、横亘在二人之间。短暂的和平被击碎了。
塔尔的观点非常鲜明。她抗拒把身份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因为那会让艺术鉴赏完全依靠于身份标签构成的鄙视链：“先别急着搞对立嘛。对自己异类身份的着迷会让你变成一个无聊又循规蹈矩的人……如果巴赫的才能都无法打破他性别、生育观、信仰和性取向制造出的藩篱，那你的才能肯定也会被某一类人否定。”
实际上，这里《塔尔》涉及的概念，是身份交叉性（identity intersectioanlity）。在《临床外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一书中，学者们论述道：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越来越聚焦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但随着自我认知越来越细化和多元，即使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同时出现多样、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身份。不同的身份认同，比如种族、阶级、性别，必须与其他位置结合在一起理解。
比如，菲洛施、史蒂芬和怕特曼认为，男性气质是一个高度种族化的概念，这意味着它应该与其他的概念交叉（如黑人性或者白人性）。又比如同样身为女性，塔尔的白人血统、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古典乐从业者的身份以及同性取向，都会让她的“女性特质”完全区别于来自底层的亚裔女子，比如影片最后出现的，在东南亚按摩店从业的女性们。在当代社会，如果不结合这些其他的认同类别，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男性或者女性气质。
然而有趣的问题来了：塔尔自己真的不是身份政治的宠儿吗？如果身份政治真能化约为一场能一一列出双方的标签来“比大小”的游戏，在某些语境中，塔尔的女同性恋者身份，未必不比身为黑人泛性恋者的马克思更具“优势”。尤其是考虑到塔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年龄差距与职场权力关系。
因此上一秒和风细雨的平等沟通，在马克思拒绝接受塔尔的观点后，会立刻演变成夹枪带棒的人身攻击。实际上，影片也通过塔尔的伴侣莎伦，直接指责她利用自己的身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权色交易”，以至于她身边的全部关系都是交易性质的（transactional），只有和养女的关系是例外。
同时，人们对身份政治的理解又是充满变化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比如在社媒上流传的课堂录像片段（剪辑版）里——塔尔优越的身份，就会立刻变成她的原罪。
本质上，当身份标签脱离了具体的人，就像刀离了鞘。我们很容易看到更多的偏狭和对立，而不是包容和共存的可能性。而《塔尔》显然暗示这个时代因身份而起的攻讦会比之前来得更轻易。所以塔尔的恩师告诫她：“不论如何，你要做好准备……这么多年，我一直确保衣柜里的所有衣架都面向同样的方向。”
在采访中塔尔曾说：“我指挥《春之祭交响曲》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实施谋杀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塔尔看似是艺术殿堂的纯洁性的卫道士，但实际在更早之前，她早就入局了这场身份政治的全民游戏——作为观众的我们，也都早已身在其中。
她和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无法不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只是最后风不再往她的方向吹。没有人能控制风，始终不离开自己的方向。
人类VS机器人：
谁是艺术的真正评判者？
影片中，塔尔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口癖：机器人。她在以前辈姿态向Eliot（艾略特）传授经验时说：“指挥时，你不能只是一个机器人，要准备好再创作作曲家的作品”；麦克斯愤然离席时骂她是个混蛋，而她回敬：“而你是一个机器人”；心烦意乱地摆弄手机的时候，她骂手机是个“damn fool robot”（真是一个愚蠢的机器人）；当她逼死克里斯塔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时，她愤怒地为自己辩白：“这些千禧一代的机器人在撒谎。”
“机器人”代表的是僵化、古板、按规则行事。同时它也代表超出塔尔掌控能力的新兴势力，如自说自话的千禧一代和不听话的电子产品。“机器人”的对立面是“人类”，代表着在消逝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上世纪的音乐艺术、让塔尔在写作和演讲中流连往返的经典譬喻，和属于旧时代的行事准则。
在充满留白和混乱的《塔尔》中，如果真的有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那就处于机器人和人类之间。这是发生在塔尔的精神世界中的一场战争。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来自旧时代的势力，在新时代的舆论场上会面临的一种矛盾。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组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塔尔派”会认为，我们应该让个人的归个人，艺术的归艺术。塔尔在和老师的交谈中提到叔本华，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戏谑的方式：“他曾把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扔了下来。”对方则叹了口气回答：“我们仍不知道这种个人缺陷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对于塔尔来说，艺术家的个人错误当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关，但至少应该区分不同的等级、对艺术家和艺术施加不同的影响。比如当一个指挥家支持纳粹，那是不能容许的。但“不得体的性行为”和支持纳粹，则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而以麦克斯为代表的“当代派”则会认为，身份政治应该作为一个更明显的维度参与到艺术品评的过程中。他们用艺术凸显身份认同，用取消文化威胁“不良艺术家”，有时也会出现“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的时代错误。塔尔在和麦克斯的交锋里就质问对方：“谁能做决策？”谁来决定谁的身份比谁更正确？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塔尔论点的矛盾性：那么，又是谁决策一个支持纳粹的艺术家就一定比有“不得体的性行为”的同行更值得谴责？被塔尔认为理所当然的预设，本身也是某种人为建构的价值判断。只是塔尔就成长在这种建构里、受益于此。她站在旧秩序的一边，并认同这就是艺术的神龛所应有的样子。
在电影里，也不是没有人直接指出塔尔的矛盾。克里斯塔在邮件中写道：“Why do I have to beg for her to be a human?（为什么我要求她，她才能做个人呢？）”在这一刻，塔尔完美的外壳出现了裂痕。原来，主导着极富人文主义精神的音乐演奏，她却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与音乐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非人”的一面。
又或者，有很多罪恶，本来就藏在冠冕堂皇的艺术鉴赏之下。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李国华，他背诵的《长恨歌》和引用的“娇喘微微”，就是承装着肮脏欲望的特洛伊木马。
无论是艺术的评判还是道德的评判，无论哪一派的身上，都贴着客观与正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一点亘古不变：主导它们的，是权力的斗争。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一书就指出，美学评价的本质是一场“赌博”：
“艺术作品的价值总是在被人质疑，被人维护、评判、再评判。但如何评判它们呢？在艺术的领域内，对此没有确切的标准。每一个美学评判都是个人的赌博。但这种赌博并不囿于它的主观性，它在与别的评判相撞击，试图被人承认，期望达到客观性。”
人的关系决定了艺术的关系。或者不如说，没有一种艺术能真正脱离了人而“客观地”存在。这大概也是《塔尔》的题中之义。所以我们看见的塔尔更多时候像是卖弄权术的政治家或施展魅力的交际花，而非不谙世事的艺术家。乐团的成员们也更关心升格、降职、组织架构调整，而不是精进演奏能力。
我觉得很妙的一场戏就是，塔尔在楼梯上滑倒后，还是坚持参与彩排。雄浑的音乐响起，但只有她全情投入演奏（可能是沉溺于自我意志的实现，也可能是假装投入以粉饰太平），因为台下的所有乐手都盯着她的满脸伤痕看，表情焦虑而犹疑。比起音乐，他们更急切地想读懂始于青萍之末的风向。
影片的结尾因此耐人寻味：众叛亲离的塔尔来到东南亚。她成为一个学生乐团的指挥。最后一幕里她指挥大家演奏电子游戏配乐，而台下的观众都戴着动物的头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它可能标志着塔尔从西方正典被放逐，彻底从神坛上跌落。它也可能意味着在经过反思后（指在塔尔奔出按摩店在路边呕吐），她开始把自己内心的秩序向新的力量敞开。
但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意味着新的规则已经势不可挡地来了，且势必要和旧的秩序相逢。我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注定要把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赌局”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