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与拯救：《新蝙蝠侠》相比原作新在哪里？
作为超级英雄漫画的最大IP之一，蝙蝠侠这一形象已多次被搬上银幕，仅2000年后就有克里斯托弗·诺兰广受好评的蝙蝠侠三部曲与扎克·施耐德备受争议的《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与《正义联盟》，相比前两者及漫画原著，马特·里夫斯导演的《新蝙蝠侠》塑造的蝙蝠侠形象有哪些不同？这个人物又有着怎样的特质与魅力呢？
《新蝙蝠侠》的漫画原型
蝙蝠侠1939年登场于《侦探漫画》第27期，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嬗变与无数编剧画师的二次创作，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式的存在，而非单一的人物。同时，漫画中还存在着许多性格形象大相径庭的平行宇宙蝙蝠侠，这意味着要从原著中提取出一个“单一”、“经典”、“纯粹”的蝙蝠侠形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漫画与电影艺术呈现方式的巨大差异，历代导演并非机械地将漫画搬上银幕，而是以漫画原著为蓝本和素材库，在提取核心要素的前提下构建属于自己的蝙蝠侠故事，如诺兰《黑暗骑士》的故事主线就来自漫画《漫长的万圣节》，《黑暗骑士崛起》中与贝恩相关的故事线取自《骑士陨落》，扎克的《正义黎明》中蝙蝠侠利用氪石击败超人的情节则来自《黑暗骑士归来》等，马导也选择了这条二次创作路径。
《新蝙蝠侠》的第一观感可能是“弱”，的确罗伯特·帕丁森饰演的蝙蝠侠相比克里斯蒂安·贝尔与本·阿弗莱克版，在直观的战力表现上都显得孱弱了许多。这可以追溯到蝙蝠侠漫画风格的一次转变，在绝大多数版本的蝙蝠侠的设定里，他都不具备任何超能力，尽管拥有出类拔萃的头脑、格斗技巧和高科技，在与一众超能力英雄的比较下依然显得相形见绌，他面对的大多数反派也都具备超能力，在纸面战力不平衡的现状下，编剧们不得不使蝙蝠侠“算无遗策”、“战无不胜”，以凡人之躯轻松挫败强大的对手们，反而推上了“凡人之躯比肩神祇”的极端。将蝙蝠侠神格化的趋势在1986年的《黑暗骑士归来》中达到巅峰，蝙蝠侠在正面对决中击败了超人。为扭转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同时整合蝙蝠侠的起源故事，蝙蝠侠所属的DC漫画公司在1987年推出了蝙蝠侠新起源故事《蝙蝠侠：元年》。《元年》的蝙蝠侠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踏错一步就意味着死亡，他会在警察的包围下身负重伤，需要付出近乎自杀式的牺牲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而他最大的对手也不过是几个哥谭的腐败官员。《元年》的编剧正是创作了《黑暗骑士归来》的弗兰克·米勒本人，米勒在亲手将这个英雄推上神坛后又再次将他还原为凡人。经由《元年》，“犯罪巷丧亲-外出学艺-返回哥谭-见到蝙蝠-穿上蝙蝠套装”的蝙蝠侠起源故事正式确立。而《元年》中表现的“粗糙的水泥、锈迹斑斑的金属、肮脏的街道和昏黄的灯火”的哥谭风格与茫茫黑暗中撕开的一丝希望也奠定了现代蝙蝠侠的基调与主题。
《蝙蝠侠：元年》的起源故事在《元年》之后，乔夫·琼斯创作了更加写实风的故事《一号地球》，整个“一号地球”系列都走上了能力偏弱、着重挖掘英雄内心的风格，这个宇宙的蝙蝠侠甚至会在首次使用抓钩时失手摔到垃圾堆里，而由于韦恩夫妇死于竞选市长前夕，他打击犯罪的正义感一度服从于暴烈的复仇欲。马导的《新蝙蝠侠》正是设定在《一号地球》的故事框架之上。除此之外，电影也随处可见对其他漫画元素的借鉴与挪用，如短发深肤的猫女造型无疑参考了《元年》，谜语人之外的反派法尔科出自《漫长的万圣节》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蝙蝠侠》成为了一个不同漫画的“缝合怪”，马导在立足于蝙蝠侠经典故事的基础之上依然有属于自己的扬弃与表达。
蝙蝠侠的原作形象
任何角度的蝙蝠侠形象分析都难以绕开“犯罪巷”这个话题，蝙蝠侠的父母在小巷里被匪徒枪杀。马导的《新蝙蝠侠》并未像以往电影一样将犯罪巷的情节表现在正片里，但依然作为重要的背景故事贯穿了整部电影。蝙蝠侠内心的一部分永远停留在那个漆黑的雨夜小巷面对父母尸体的男孩身上，他渴望复仇，但并非仅仅向杀死父母的凶手复仇——在蝙蝠侠的故事中也曾逮捕过杀死他父母的凶手乔·切尔，但仅是将他送入监狱，也并未因此而停止打击犯罪，他所复仇的对象已经成为了具象化的邪恶与一切形式的犯罪；他的内心永远恐惧着父母的死，亦恐惧这一幕的重演，不论是对自己抑或是别人，于是保护生命成为了蝙蝠侠一切行动的最高宗旨。我们会在漫画中看到一个在罗宾死亡后悲愤欲狂的蝙蝠侠，也有了《天国降临》中超人对蝙蝠侠说的：“当把蝙蝠侠的一切外表都剥去，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死亡。”丧亲的痛苦与恐惧及对一切生命的珍视构成了蝙蝠侠打击犯罪的全部理由。
另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是不杀原则。抛开商业上保留高人气反派的考量，大多数超级英雄的不杀原则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下：超级英雄的打击犯罪本质是一种游离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义警行为，试图在破坏程序正义的前提下维护实质正义，超级英雄们已经未经授权地对罪犯施行了私人审判与暴力执法，评判标准完全系于英雄的个人道德与判断，“不杀”就成了限制英雄个人审判、维护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超级反派的结局往往是被送进监狱而非被杀死，尽管这频繁带来功利主义式“杀死他能够挽回更多生命”的争议。蝙蝠侠的不杀原则尚不仅限于此，在《蝙蝠侠：Ego》中出现了布鲁斯·韦恩与蝙蝠侠人格的对话，暴力而极端的蝙蝠侠人格不断劝诱布鲁斯·韦恩跨越界限，选择更轻松的死亡与血腥的打击犯罪模式，布鲁斯·韦恩最终宁愿承受精神的巨大压力而选择了坚守；在《红头罩之下》中面对着曾杀死杰森·托德的小丑，蝙蝠侠有更加清晰的自我阐述：“没有哪一天我不想着把他对别人的一切折磨全都施加到他自己身上，但如果我那么做了，如果我允许自己走上杀戮之路，我将永远无法回头。”不杀原则既是蝙蝠侠对常规秩序的有限遵守，亦是阻止堕落的自我规训。
然而这一切都构成了巨大的割裂与矛盾：蝙蝠侠无差别地珍视任何人的生命，痛恨夺走父母生命的暴力行为，却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还击犯罪；他痛恨杀死父母和家人的凶手，痛恨一切恶的象征，渴望为他们复仇，却不得不在一次次“Justice, not Vengeance”的自我提醒下控制自己不越界；他内心的一部分永远恐惧着幼年犯罪巷的深夜，却将恐惧作为镇压犯罪的武器，蝙蝠灯带来的并非温暖和光明，而是恐惧与阴影；他的义警行为时时游走于法律边缘，却又用不杀原则维护司法最后的底线；最后，他拼尽全力地维护正义，带来的依然仅是黑暗中若有若无的一线希望，他清楚哥谭不会因为有一个蝙蝠侠而迎来光明的未来，《黑暗骑士》里的蝙蝠侠甘愿成为哈维·丹特的影子帮助后者带来真正的正义，后者却迅速堕落，《正义黎明》中接近暮年的他不得不哀叹：“犯罪就像野草，拔掉这些又会有别的长出来。”蝙蝠侠的形象从来都不是自洽的，这个带着一身割裂与矛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者形象正是蝙蝠侠最大的魅力所在。
《新蝙蝠侠》的扬弃与革新
回到电影本身，马导塑造的蝙蝠侠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漫画原作的核心特质，但并未完全机械套用。不应忽视的是，此时的蝙蝠侠仅处于出道第二年，他打击犯罪的理念与信条尚在形成过程中，为父母复仇的朴素意志植根于潜意识内，也常有理性被情绪压倒的时刻，例如，蝙蝠侠尽管已经给自己限制了不杀原则的底线，甚至试图说服猫女，但打击犯罪的方式依然显得酷烈而残忍，他的复仇欲是外显的，电影中打斗的设计往往带有泄愤感，大量使用的红色背光也暗示了这一点。此外，片中多次出现了蝙蝠侠与丧父的市长儿子的互动，在查看现场时特别留意了男孩的状态，汽车闯入葬礼现场时他也下意识地将男孩护到了怀里，感同身受的丧亲之痛与对无辜生命的珍视凝聚成了对这个陌生男孩特别的关怀，这同样有别于以往蝙蝠侠的形象。影片最后，面对着蝙蝠侠伸来的援手，也正是这个男孩首先递出了手，善在这一刻迎来了信任的回馈。
《新蝙蝠侠》剧照有些遗憾的是，马导并未强调蝙蝠侠与布鲁斯·韦恩间的身份切换。影片特意设计了蝙蝠侠的眼妆，蝙蝠侠也多次未穿制服但带着眼妆行动，此时的他依然是蝙蝠侠，这样的处理模糊了蝙蝠侠与布鲁斯·韦恩的界限，制服不再是判断标准。而整部电影中，即使在未穿制服时，布鲁斯·韦恩依然抵触社交，特立独行，事实上他大多数时刻仍是蝙蝠侠，只有在从法尔科那里听闻父亲不堪往事的那一刻，他才变回了布鲁斯·韦恩。丧亲之痛与炽烈的复仇欲使得片中的蝙蝠侠带着一种病态的自毁倾向，拒绝防弹衣，不惜己身地追捕企鹅人，面罩下的布鲁斯·韦恩显得孤僻、脆弱而易碎，父亲伟岸形象的解离更是击碎了他一直以来的战斗目标；但同时，阿尔弗雷德的重伤也使布鲁斯·韦恩发现了自己珍视的人与事物，并将这份珍视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普罗大众，电影也适时地将受害者从几个哥谭的掌权人转换为市民全体。在影片后半部，主要动机的转换与信条的重建使蝙蝠侠以新的面孔出现，“拯救者”取代了“复仇者”。
未穿制服但带着眼妆的蝙蝠侠影片中，谜语人作为蝙蝠侠的镜像而存在，入狱前两人甚至没有直接的对手戏，谜语人也并不认为蝙蝠侠是自己的敌人。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罹难于哥谭自上而下的腐败官僚与权钱交易而选择复仇。相比英雄，反派反而显得更加冷静，谜语人的杀戮和复仇有着手术刀般的精准度，意在最大程度地达成目的与散播恐惧，复仇对象表面上也与蝙蝠侠一致。然而，谜语人并不具备爱的能力，也缺失对生命的尊重，看似崇高的目标并不能为他的恐怖袭击举动做开脱，他的复仇不过是试图用另一种更直观更具破坏力的恶来取代体制之恶，哥谭市民从他那里除了灾难外一无所获。
也许蝙蝠侠的义举也难以撼动体制之恶，但黑夜撕开的一丝光线，人民心中种下的一点希望就是义举最大的意义，也是反派永远无法取代英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