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蝙蝠侠》：超级英雄电影的终结？

近期最热的院线新片，无疑是由马特·里夫斯执导的《新蝙蝠侠》。很多影迷在看《新蝙蝠侠》之前，都有一个认知：这不是一部太差的电影，至少罗伯特·帕丁森不用下海了。

“下海”来自饰演本片男主角的罗伯特·帕丁森在影片拍摄时放下的狠话：如果《新蝙蝠侠》扑街，他就下海拍三级片。而在本片登陆中国院线之前，烂番茄开分就口碑大爆，新鲜度96%。一时间街知巷闻，大家都带着点戏谑地讨论，罗伯特·帕丁森的“下海梦”破灭了。

电影《新蝙蝠侠》海报。

伴随着好评出现的另一种“共识”是：《新蝙蝠侠》展现了一个新的蝙蝠侠。那么，《新蝙蝠侠》真的展现了一个新的蝙蝠侠吗？在本文作者看来，《新蝙蝠侠》有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开头，影片的独特性当然不仅仅是展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蝙蝠侠。重点其实在于“年轻”所带来的一系列属性：孱弱、偏执、彷徨、阴郁，甚至神经质。但另外一方面，《新蝙蝠侠》可以说就是一部老套的超级英雄电影。从复杂性到符号化，这是《新蝙蝠侠》最大的遗憾。

不一样的蝙蝠侠！

《新蝙蝠侠》真的展现了一个新的蝙蝠侠吗？先说结论。我的答案是：是，也不是。

如很多影评所说，这部漫改可能是DC漫改宇宙中最接近漫画原作的一部。毕竟，DC的全称Detective Comics，直译就是侦探漫画。影片设置在布鲁斯·韦恩化身蝙蝠侠的两年后。虽然蝙蝠侠在DC宇宙中一直以不会飞、没有超能力只有“钞能力”的凡人形态存在，但《新蝙蝠侠》中的青年蝙蝠侠和前作相比，还是更青涩脆弱。他解谜、探案、依靠还没有那么夸张的高科技和格斗能力。

《新蝙蝠侠》给我留下了很头重脚轻的印象，一部分原因是，它有一个非常先声夺人的开头。伴随着阴郁和神经质的旁白，我们看到一个冷峻的蝙蝠侠在黑暗中执勤。有趣的点不在于行侠仗义，而在于罪犯及市民对他的反应——取代了爱憎分明的，是一种统一的恐惧：

被暴民殴打的青年被蝙蝠侠解救后，并不如释重负或感恩戴德，反而颤颤巍巍地恳求对方别伤害自己；在俯视的视角里，蝙蝠侠注视着被蝙蝠灯惊扰的罪犯，比起英雄，他更像是幕后黑手；在蝙蝠侠的自述中，这些罪犯甚至开始惧怕黑暗，因为黑暗中可能潜伏着蝙蝠侠。他并不利用光明来驱散黑暗，而是用黑暗来震慑黑暗。所谓，“我不是躲藏在阴影里，我就是阴影本身”。

影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之一，发生在蝙蝠侠和企鹅人的追逐战的末尾。当蝙蝠侠把企鹅人的车掀翻，导演直接让观众通过反派的眼睛来观察英雄，那却是一个烘托邪恶的影像：倒悬的镜头，蝙蝠侠从火海中走来，比起正义使者，更像是来自地狱的处刑人。

蝙蝠侠的力量来源是否正义？一个体制外的义警（vigilant）会否带来权力边界的模糊和更大的混乱？实际上，这都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甚至，这种矛盾性原本就是蝙蝠侠一角最吸引人的、有别于其他超级英雄的核心。即使不谈漫画、只谈漫改，诺兰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早已把“黑暗”之名冠在“骑士”之前，并在大众心中留下烙印。

《新蝙蝠侠》有何不同？影片的独特性当然不仅仅是展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蝙蝠侠。重点其实在于“年轻”所带来的一系列属性：孱弱、偏执、彷徨、阴郁，甚至神经质。虽然前作也一再表现蝙蝠侠人格的矛盾性，但这种矛盾性往往是被外界的矛盾所激发、引爆。譬如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中，它依托小丑的诡计和民众的呼声，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里则通过和超人、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矛盾。

唯有《新蝙蝠侠》是在英雄成长的初始时刻，捕捉到了一种还未达成自洽的精神状态。早在外界的挑战降临前，青年蝙蝠侠就已经是一个矛盾重重、被阴影笼罩的角色。这种纠结是内化的，从童年阴影和对童年阴影的控制与克服中生长壮大的。他越声称自己是复仇使者，越坚信自己的举动来自一种高贵的家族传统，越压制自己的恐惧并用恐惧来实现“正义”，他的偏执就越导向失控的暴力和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

《邪不压正》里有句名台词：“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在本片，我们就第一次看到了会写日记的蝙蝠侠。影片开头的旁白自述都出自蝙蝠侠的日记。工整的字迹，刚好写满一整页，合上厚厚的日记本，你发现这是十月份他书写的第三卷。他通过文字和瞳孔上的摄像头迫使自己记住字面意义上的一切，但记住得越多，愤怒和悲观就越多。这就是一个高度偏执和惶惑的青年人。

选罗伯特·帕丁森出演这版蝙蝠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的年轻青涩和鬼气森森，赋予了蝙蝠侠天然的矛盾性和脆弱感。影片初始时，他是一个尚未成形的英雄，甚至，没有人能确保他会成为英雄。罗伯特·帕丁森真的让你感到，这个蝙蝠侠可能随时失去平衡、倒向黑暗。

暂时把注意力从权力的隐喻上移开，采用性别角度，我也能感知到罗伯特·帕丁森版（以下简称罗帕版）蝙蝠侠和往常蝙蝠侠的不同：我从未感到任何一版蝙蝠侠能像罗帕版一样，适合成为一种女性凝视的客体。这里的女性凝视并不是一种规范的学术用语，仅仅表示女性观众对于电影的观看。仅就我的观察，在上映后，中文互联网上，罗帕版蝙蝠侠相关的同人创作数量激增，包括“泥塑”创作。譬如一条热转的微博里，配图是一身黑西装的布鲁斯·韦恩面色苍白地参与葬礼，而文字说明是：“要想俏，一身孝。”

这些创作的诱发点，恰是罗帕版蝙蝠侠展示出的阴郁和脆弱，这与传统的阿尔法范式的男性超级英雄对立。尽管相对消瘦苍白的贝尔版蝙蝠侠，已经是一种对传统超级英雄阳刚范式的挑战，但就如上文所说，新蝙蝠侠由于年龄设定更小、处于更深的自我矛盾之中，比贝尔版蝙蝠侠更能吸引关怀与性化（sexualisation），更不用说和本·阿弗莱克版蝙蝠侠拉开差别了。

有趣的是，在影片中，蝙蝠侠和猫女的关系仍然偏向传统：强调男女之间的体型差、力量差，强调男性对于女性的“老父亲一般的关怀”。但银幕外，女性观众对于男性超级英雄的消费方式已经发生转变。这种消费偏好也潜在地影响着生产侧的角色塑造，所以我们看到了新蝙蝠侠，和未来潜在的其他非传统阳刚的男性超级英雄。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如果观察对象扩大到包含近十年的漫威电影，你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只是罗帕版蝙蝠侠使这个情景进一步地清晰起来。

不一样的蝙蝠侠？

然而，《新蝙蝠侠》真的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蝙蝠侠吗？如上文所说，我的答案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新蝙蝠侠》有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开头，但在观影过程中逐渐让我感到疲惫。走出电影院后，我不得不承认，《新蝙蝠侠》可以说就是一部老套的超级英雄电影。

影片初始，观众确实收获了一个有意思的议程：关注青年蝙蝠侠的成长，和他对自我力量的反思。除此之外，随着谜语人的一桩桩凶案，蝙蝠侠也和观众一起走进哥谭的黑暗核心——从市长、警察局局长到治安官，上层权力机构的每个角落都早已被贪婪腐蚀。

蝙蝠侠的自我纠结、官员的贪婪失范。这两条线，一条代表个人，一条代表社会，其实都围绕着“权力”展开。但这个议程并没有被执行下去，却经历了一场偷梁换柱。

在某个时刻，《新蝙蝠侠》曾展现出巨大的野心：在DC主线世界观中，这是第一部试图彻底颠覆韦恩家族形象的电影（在《小丑》里只是侧面描写）。它给韦恩夫妇——这对每出一个蝙蝠侠故事就要遇害一次的悲情受害者——染上阴暗面。影片中，蝙蝠侠的母亲玛莎实际来自阿卡姆家族，因为父亲弑母事件而精神混乱。黑帮头目卡麦尔·法尔康尼则更进一步揭露，蝙蝠侠的父亲托马斯·韦恩为了掩盖这段不堪往事，曾向他求助，杀死了爆料的记者。

因为影片已反复渲染，蝙蝠侠认为自己的正义感是一种家族使命，所以其父母黑暗面的揭露就将直接导致蝙蝠侠信念的幻灭。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蝙蝠侠的核心矛盾悄然从“一种不受约束的力量所潜藏的危险性”，转移成了“我爹我妈到底是不是清白的”。更重要的是，经由这种转移，只要“我爹我妈被证明清白”，就能直接为蝙蝠侠的力量正名。

果然，病榻上的艾尔弗雷德向蝙蝠侠道出真相：托马斯·韦恩本意不想杀人，只是为了保护家人，给予记者警告。并且在导致记者死亡后，他甚至想要投案自首，只是自首之前就遭枪杀。这种坦白显然安抚了蝙蝠侠的内心，并重建了他的精神秩序。但即使不谈一个忠仆的单方面陈述是否可信，单看这种精神秩序，我们也能发现它仅仅建立于一种想象中的空洞善意之上。它还是回避了那几个问题：

蝙蝠侠凭什么拥有一种秩序外的权力？仅仅是因为他是高尚的首富之子吗？我们如何约束这种秩序外的权力，让被保护的民众免于成为受害者的恐惧？一个精力注定有限的义警（影片一再渲染蝙蝠侠十分疲惫）如何给自己的执法对象设立优先级？保持一种秩序外的权力真的比参与、完善秩序本身（像葬礼上的新市长候选人对布鲁斯·韦恩——而非蝙蝠侠——所提出的那样）更行之有效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蝙蝠侠》甚至很难说构成了一个“成长故事”（coming-of-age story），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蝙蝠侠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他最初的偏执和纠结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了结尾，甚至对父辈原本不存在的质疑在萌发后也未能被彻底解释清晰。

当蝙蝠侠重新“发明”家庭传统、重塑个人信念的同时，影片在对于公权力的剖析上也陷入了极度懒惰的简单化：谜语人杀死了几个政府要员和黑帮头目，下一步就是发动反社会分子毁灭哥谭。从有目的地杀高官到无差别地屠城，好像在暗示：“狗官”已经被杀尽，接下来只是前任政府尚未肃清的流毒。

然而，一个控制哥谭数十年的权力网络，可能只由四个高官和一个罪犯构成吗？更本质的问题根植于政治体制、阶级结构。《新蝙蝠侠》不是没有试图拷问过更深层次的问题。谜语人质问蝙蝠侠：你认为你是孤儿？享受着父母的遗产在豪华别墅里凭吊双亲的怎么算孤儿？真正的孤儿在等不到救济的孤儿院里担心自己被老鼠吃掉！但在这质问真正得到回复之前，《新蝙蝠侠》就已经塑造了所谓的救世主——黑暗里的蝙蝠侠，光明里的新市长候选人。

如果说《新蝙蝠侠》的后半程对于蝙蝠侠的心理描写失之潦草，那对于新市长候选人的塑造只能说是幼稚得可笑。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并不是在说，一个雄辩、正义、善良的年轻黑人女性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哥谭市市长。我要说的是，我震惊于创作者居然能塑造出这样一个除了肤色和性别的符号外，完全空洞得像样板戏纸片人一样的角色。

他吝啬到几乎不愿意让她说出任何一句非口号式的台词，遑论任何人物弧光。整个故事的结局，又偏偏要依靠这样一个只在童话故事里才不嫌失真的角色，与蝙蝠侠里应外合，为观众指向一个寓言式的、在废墟上重建的光明未来。新市长候选人全名Bella Reál，Reál对应的就是“A Real Change”中的Real。这漂亮的双关是她的竞选宣言，也是谜语人在地板上写下的终极密语。但脱离了具体的政治主张、改良方案，这个角色的符号性越强，她的真实感就越弱，最终只能化作一个虚无的能指。

从复杂性到符号化，这就是在《新蝙蝠侠》中我看到的最大遗憾。我们不是没有见证罗帕版蝙蝠侠展示出真正迷人的矛盾感和威慑力，以及谜语人撼动体制的声声质问，但在议题的偷换中，剧情的张力消失了，只落成一个空洞的符号——那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和先前数不胜数的漫画、动画、周边、电影、主题公园里都已见过的蝙蝠标志。

在灾难的尾声，我们见证了蝙蝠侠燃起火把，带着哥谭的市民走出废墟。红与黑，明与暗，这当然是很美很震撼的一幕，但它的符号性再次压过了实质性。希望被点燃了，但是，然后呢？同时我们发现，蝙蝠侠在此情此景里变得面目不清——这个DC宇宙里最特殊的英雄，实际上可以被换成任何一个超级英雄：超人、神奇女侠、海王，甚至美国队长……

不一样的蝙蝠侠！

不一样的蝙蝠侠？

超级英雄电影的终结？

看完《新蝙蝠侠》后，我产生了一个自己都觉得可能过于激进的结论：或许，超级英雄电影即将面临终结。

在抵达这个结论之前，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我的思考过程。

实际上，《新蝙蝠侠》本来就不是一部常规的超级英雄电影：影片的前两个小时都围绕着谜语人所搭建的凶杀和谜题展开。蝙蝠侠经受着智力和武力的双重考验。智力上，他被要求深入谜题，极为复古地破解谜语人在每具尸体上放置的邀请函里的线索。在展示动作场面时，创作者没有忘记设计蝙蝠侠武力的边界：被追击的蝙蝠侠从大楼顶层纵深跃下，却没有成为展翅高飞的超级英雄。他展开滑翔翼，但最终还是摔倒在地。这使他更接近于一个人类，而非“超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起超级英雄电影，《新蝙蝠侠》更像是悬疑片和动作片。大多数观众会由连环杀人案中的变态手法想到《十二宫》《七宗罪》，或者由动作场面想到《谍影重重》《碟中谍》，但唯独不是《正义联盟》或《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换个角度来说，《新蝙蝠侠》也并不是一部在体裁上有所创新的电影，它只是沿用了另一种商业类型片的范式。你可以在《新蝙蝠侠》里非常轻易地发现悬疑动作类型电影里都会出现的元素，固定的人物动机、叙事、背景、场面调度……唯一的区别是，它们被披上了一层哥谭的皮。

很多人评价《新蝙蝠侠》的时候会提到2019年上映的另一部令人瞩目、被认为有创新突破的DC漫改《小丑》。其实这两部电影除了风格都偏向黑暗阴郁外，在主题章程、叙事手法，甚至表演技法上都非常不同。共同点可能在于，《小丑》也选择了背离传统超级英雄电影的范式，更为激进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电影，或者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社会恐怖片”，作为类型模板。所以当时《小丑》斩获金狮没有激起我的太多意外，因为它很大程度上真的只是让欧洲现实主义电影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主角，变成了小丑本人。

要谈论超级英雄电影，只谈论DC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得聊一聊“老对家”漫威。和DC的这两部试图从超级英雄片范式中跳脱的电影不同，漫威在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之后仍推出了几部标准的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黑寡妇》《新变种人》《尚气与十环传奇》《永恒族》《蜘蛛侠：英雄无归》……紧接着《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的《蜘蛛侠：英雄远征》还算口碑良好，但黑寡妇作为漫威宇宙中最具人气的女性英雄，首部个人电影在豆瓣仅获得6.2分。随后上映的6.1分的《尚气与十环传奇》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漫威电影在此之后都未能进入中国市场。虽然《蜘蛛侠：英雄无归》在失去中国票仓的情形下仍然夺得2021年全球票房冠军，但近日上线流媒体后口碑不佳，如今豆瓣评分仅有6.8分。许多观众认为影片除了“三虫合体”外并无亮点，而这点情怀也有炒冷饭之嫌。

当我们把这些电影的出产年份与口碑一一列明，我们会发现除了《尚气与十环传奇》是漫威系超级英雄电影的重要转折点外，还有一个时间点至关重要：2020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后唯一一部在中国上映且获得好评的《蜘蛛侠：英雄远征》上映于2019年。然后疫情开始了，2020年因此成为基本空白的一年（《新变种人》未能进入国内院线）。等一再改档的《黑寡妇》进入国内院线，就已经是2021年。如果说《尚气与十环传奇》所引发的争议代表着在当下世界日渐鲜明的身份政治议题和日益高涨的种族/民族矛盾，那么2020年作为漫威乃至超级英雄历史上较为空缺的一年（DC当年推出的是《猛禽小队与哈里奎茵》和《神奇女侠1984》，豆瓣得分为5.8和6.1），则折射出疫情对于影视文化产业的粗暴打断。

集中在短短两三年内发生的变化，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超级英雄的认知。这些我们熟悉的英雄形象和高刺激的观影体验虽然始终能让人短暂地忘记生活中的困苦，但当如今的观众们在长时间、无止境地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以及伴生的恐惧与死亡时，这些形象就开始显得陈旧和无力。他们能点燃的希望之火，就像《新蝙蝠侠》末尾的火把，只能有限地照亮我们所处的现实。

同时，身份政治前所未有地干扰我们创作并享受一种普世的英雄形象。漫威、DC、迪士尼这些大版权公司的应对模式是，为英雄换上不同的肤色、增加不同的文化背景。但这样简单粗暴的“换皮”不仅可能因为文化挪用、刻板印象而招致批判和非议——就如同《尚气与十环传奇》所经历的——还可能根本意义上地干扰人们对于超级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超级英雄本来就是普世大于具体、抽象大于具象、绝对大于相对、感性大于严谨的。超级英雄片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本有感染力的寓言书，而不是一篇细致的社会研究论文。

所以，我在上文中说超级英雄电影即将迎来终结，意思其实是，超级英雄电影正在进行转向：

从体裁类型上，《新蝙蝠侠》《小丑》和更早以前的《守望者》甚至《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都或多或少做出了尝试。它们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超级英雄偏移了超级英雄片模式，进入类型片范式内，承担类型片的主角。因此，它们能够拓展探讨与类型片更契合的主题：权力与制衡、历史与记忆、个人与群体、阶级矛盾、社会公平……这些现实问题在如今前所未有地吸引人们的关注，需要有合适的大众传媒承载关于它们的讨论和想象。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一种普世的超级英雄想象被身份政治干扰分割，分割后的故事也许也不再仅限于漫威、DC、迪士尼的体系之内。与其让一个国家的影视产业巨擘主导分配不同族裔在超级英雄电影中所占的比重，或许由每个共同体自己创作的，更贴近民族和文化环境的故事，能更满足人们揭露现实矛盾、治愈心灵伤口的需求，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譬如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像《我不是药神》中展现出的凡人英雄，或许可以比《复仇者联盟》带来更多的感召力。

因此，《新蝙蝠侠》虽不完美、甚至有些部分略显陈旧，但我还是认为它别有一种文本以外的价值：作为一部在疫情期间摄制的电影——罗伯特·帕丁森甚至在拍摄过程中感染过新冠——《新蝙蝠侠》可能在不自觉间标志着一种前疫情-旧超级英雄片的结束，和后疫情-新超级英雄片的开启。

文艺作品总是多少滞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影片并没有直接触碰这一议题，但《新蝙蝠侠》同时用它的创新与陈旧告诉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故事。

我们期待着与它们相逢。

或许是新的超级英雄电影，更或许，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