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一部充满争议的电影
如果要回望2021年的电影生态，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现象，那就是在占据口碑、奖项、舆论主战场的几部主要影片中，女性题材直线上升。
当然，更令人欣喜的是，它们都充满了“争议”。
相比于为了争取观众群体或舆论风向，想当然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今年，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超乎道德、社会逻辑等一切既成想象的“女人”。
比如《钛》，比如《圣母》，比如《在你面前》…
、
《圣母》
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似乎走得比“可见”更远了一些，她们变得更复杂，更完整，更难以括约和分类。
而其中不得不提一部来自挪威的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作为一部“小妞”式的女性主义电影，本片不仅在欧美引发了狂潮，入围各大十佳榜单，更拿下了戛纳最佳女主角，相信在随后的颁奖季也会有不少收获。
同样，在挪威国内也引发了争论的狂潮。一边有人大喊它是伪女权的媚男片，一边又有人高呼阿约希姆·提尔为千禧年创造了一个符号性的女性角色。
一部简单的爱情电影，能得到这样两级的观感，它到底有什么魔力？
实际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观影过程相当轻松流畅，它以章回体的形式，将一个三十岁的挪威俏佳人尤利娅的生活分割为序言，十二章正文，再加一个后记。
在第一视角的散文架构中，观众可以立马毫无负担地浸入她的两段感情经历。
从“序言”开始，导演就已经让我们窥视到了尤利娅的某种“人生哲学”。
因为不想辜负自己优异的成绩，于是选择了“听上去”最难的医学专业，但学了一阵就发现探索灵魂之乐远超肉体解剖，于是立马改学心理学。
心理学没学多久，就因耽于“视觉化”的刺激，干脆买了个相机开始搞摄影。
最后的最后，摄影也作罢了，马上三十岁的她美滋滋地成了书店店员。
开篇没几分钟，奥斯陆土地特供的无起伏旁白，交代了尤利娅走马灯一般变换的发型、穿搭风格、人生方向，当然还有男友。
除了心无定性以外，这个精悍的序言还有另一个隐含的逻辑，那就是看似随心所欲、特立独行的尤利娅，实则不断在以社会或周遭的主流视点决定自己的选择。
终于，在认识了大她十几岁、帅气儒雅的漫画家阿克塞尔后，尤利娅进入了一段稳定的同居关系。
他们像是那种最理想的灵魂伴侣，可以一路从弗洛伊德聊到屎尿屁。
但这段几乎脱胎自伍迪·艾伦电影的完美关系，却有一个无法调和的裂缝——孩子。
四十四岁的阿克塞尔觉得自己该有一个孩子了，但三十岁的尤利娅听到这两个字就立马炸毛。在一个看似普遍的生育选择题背后，是尤利娅对形塑未来的恐惧，连带着恐惧这个试图形塑她的男人。
毫不意外，尤利娅出轨了。
她从男友的新书发表party上溜了出来，随机潜入另一个陌生人的婚礼party，又在这里和一个陌生男人共享了一个全是擦边球，一点就能着的暧昧夜晚。
说不清是未知的刺激还是陌生带来的安全感，二人都对这一夜念念不忘。
尤利娅也终于在稳定了没多久后，再次挥别了旧的，投入一个坚持丁克的环保主义者埃德温的怀抱。
如果用道德批判的角度来看，本片所围绕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绿茶渣女，甚至片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也似乎在下定义，把答案指向了女主角。
但与以上种种相悖的，是尤利娅的无限魅力。
镜头里没有批判和讥讽，只有她的轻盈和美丽，甚至是每一任男友都会轻易被她折服继而念念不忘。
她可以随意地选择专业，选择性伴侣，选择是否结婚和生育。没有催婚、没有最优生育年龄、没有职场性别歧视和潜在的暴力风险。
显然，身在平权前沿的挪威，十指不必沾阳春水的尤利娅处在一个相对于普世的女性困境来说，简直是“何不食肉糜”的次元中。
也正因为此，她“不知足”地延宕和犹豫代入现实语境，就会被很多观众转译为矫情、自怜或做作。
但尤利娅这个形象的“争议”恰恰给了她厚度，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宽松”的性别环境中，才能侦测到当代，甚至预言到未来的女性心理。
片中有一个章节名为“‘me too’时代的口交”，它黑色幽默地勾连出了一个独属于现在，也率先被女性所直面的问题。
那就是当时代进步至斯，女性意识臌胀至斯，你可以拥有选择权了，那么你要怎么选？
当这个矛盾降落在尤利娅的身上，就表现为她做呕于人们寒暄时，那些劈头盖脸的问句：
“你是做什么的？”
“你下一步怎么办？”
“最近在忙什么呢？”
她总是不停地卡壳，感到不适，感到冒犯。
因为当“天外来音”般的女性意识告诉你，你可以不再是母亲，不再是妻子，甚至不再是女儿了，那么你是谁？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阴影里，你走哪一边？
如果一个女性决定与男权的定义割席，那也就意味着她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去定义她自己。
这个问题大到尤利娅触摸不到形状，更无法回答。
所以片中的她显得那么矛盾，以至于虚伪。
一边坐收女权文章的红利，现实里却不敢反抗对面沙发上的父亲。一边对前男友说着不想生孩子，意外怀孕后却反过来渴求前男友的肯定。一边对陌生男人发散魅力，一边勉强维持空洞的情侣关系。
但实际上，这些矛盾都有迹可循。
片中，她在拜访了自己不负责任的渣男父亲后，心情低落。于是，男友劝告她只有“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才能切断原生家庭的祸根。
但问题是，当尤利娅看着母亲手捧蛋糕为她庆祝三十岁生日时，却同时看到了从曾曾曾曾祖母开始就不断复制的单身母亲独自育儿的命运。
如果这种复制由她开始终于可以松动了，那么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是否会沦为下一个相片里的母亲？
于是，在参照系滑动、坍塌甚至崩坏的处境下，诸如尤利娅等女性的每一个选择都伴随一次直见性命的自我评估。
她们始终不安，始终焦虑地追问——我的决定是我想要的么？我骨血里的男权阴影在作祟么？我真的自由么？我屈服了么？我是我还是媚俗的我？我是我还是诡辩的我？
在这个意义上，当有人把尤利娅一次次地反复无常作为“呈堂证供”，去指责本片是虚伪的假女权时，也就陷入了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陷阱。
去下定义，做那种元子化、扁平的名词解释，即怎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女性主义，反之则不是。
而导演选择这样一个形象，所渴望透析的显然不仅是女性，只不过是很多女性会率先面临或者说感知到一个“人类的新症结”。
就像埃德温和前女友在露营的清晨苏醒，一同看到了一只荒野上的麋鹿。
前者会当作一件趣事向朋友讲述，而后者却大受触动，回去检测出自己身上3.1%的少数族裔基因，变身为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
正是性别的困惑，让她们敏锐地感觉到当代世界的不安和动荡，于是抓住一切可以提供指引或解答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我们和尤利娅一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整个世界没有界限，没有中心，更遑论边缘，地球如浑然整体的海皮卷起你，甚至没有一个浮标。
只有短视频、长条方块的热点新闻、时效为一天的软文组成的海浪，让人沉溺在短暂性亢奋的泛滥体验中，害怕结论和定义。
当你在一个上帝视角里反感尤利娅的左右横跳，鄙视她“不成问题的问题”时，也必须意识到她隐喻着当代信息和行动间的巨大鸿沟。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行合一变得难于登天。
当泛滥的信息让你知道了非洲儿童在受苦，天才在创作，南极冰川在加速融化。但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只能喝杯冰美式，刷刷热搜榜，精选一则社会热点转发，配上痛心疾首的表情。
当点开朋友圈、微博、推特、纪录片、新闻、YouTube，别人的生活异彩纷呈，整个世界都在狂奔突进时，你一定有过和尤利娅一样的疑问：
“我的人生什么时候开始？”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种假性自由，不知可持续生产的安全感从何而来，不知如何和他人建立联系，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与被需要。
其实细究之下，片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出尔反尔，在人生的各种事件中反复横跳。
要不要孩子？做哪种工作？和谁共度余生？
在没有标准答案的试卷里，唯一的答案只有生和死，被他人记忆和创造记忆。
导演阿约希姆·提尔的女性观察最终指向了一个从故乡奥斯陆升起的前世“乡愁”。
当人类的经验载体被数字化时代所抵消后，尤利娅步行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埃德温等一代挪威青年则用生命中的几年标记着奥斯陆的“条形码计划”，阿克塞尔这样的中年人只能怀恋上一个世界的逝去。
他说：“我认识的世界已经消失了，那时文化通过具体的物件传承，我可以生活在它们之中。”
于是，说了这么多之后，本片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如此多层次的内容真的可以安放在一个随心所欲的爱情故事中么？而对它的共情是否也需要观众先预设出一个北欧语境。
但不管怎样，尤利娅式女性困境的诞生，就像本文开篇所说的一样，她跃出了纯粹的比较或反映，也并未指出回归或解放的任何一条标准路线。
正是她种种的混沌、延宕、自私、三心二意和道德瑕疵才指向了一个真正存在于当下的、完整独立的女性形象。
